《豫让论》

方孝孺 明代
士君子立身事主,既名知己,则当竭尽智谋,忠告善道,销患于未形,保治于未然,俾身全而主安。
生为名臣,死为上鬼,垂光百世,照耀简策,斯为美也。
苟遇知己,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,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;
钓名沽誉,眩世骇俗,由君子观之,皆所不取也。
盖尝因而论之:豫让臣事智伯,及赵襄子杀智伯,让为之报仇。
声名烈烈,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。
呜呼!
让之死固忠矣,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——何也?
观其漆身吞炭,谓其友曰:“凡吾所为者极难,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。
”谓非忠可乎?
及观其斩衣三跃,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,而独死于智伯。
让应曰:“中行氏以众人待我,我故以众人报之;
智伯以国士待我,我故以国士报之。
”即此而论,让馀徐憾矣。
段规之事韩康,任章之事魏献,未闻以国士待之也;
而规也章也,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,与之地以骄其志,而速其亡也 。
郄疵之事智伯,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;
而疵能察韩、魏之情以谏智伯。
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,而疵之智谋忠告,已无愧于心也。
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,国士——济国之上也。
当伯请地无厌之日,纵欲荒暴之时,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,谆谆然而告之日:“诸侯大夫各安分地,无相侵夺,古之制也。
今无故而取地于人,人不与,而吾之忿心必生;
与之,则吾之骄心以起。
忿必争,争必败;
骄必傲,傲必亡”。
谆切恳至,谏不从,再谏之,再谏不从,三谏之。
三谏不从,移其伏剑之死,死于是日。
伯虽顽冥不灵,感其至诚,庶几复悟。
和韩、魏,释赵围,保全智宗,守其祭祀。
若然,则让虽死犹生也,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?
让于此时,曾无一语开悟主心,视伯之危亡,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。
袖手旁观,坐待成败,国士之报,曾若是乎?
智伯既死,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,甘自附于刺客之流。
何足道哉,何足道哉!
虽然,以国士而论,豫让固不足以当矣;
彼朝为仇敌,暮为君臣,腆然而自得者,又让之罪人也。
噫!

翻译

读书人侍奉君主,既然被称作知己,就应该竭尽智慧和才能,诚恳地提出建议,消除隐患在它还未形成时,保持安定在它还未发生时,使自身得以保全且君主平安无事。活着是名臣,死后成为高尚的鬼魂,光辉照耀百世,流传于史书,这才是美好的事情。如果遇到知己,却不能在国家尚未陷入危机时去扶持,反而在国家已经失败后再牺牲自己来博取名声,这种行为,从君子的角度来看,都是不可取的。曾经有人这样评论过:豫让作为智伯的臣子,在赵襄子杀了智伯之后,他为智伯报仇。他的名声显赫,即使是普通人也知道他是忠臣义士。唉!豫让的死确实很忠诚,可惜他在处理死亡的方式上还有不够忠诚的地方——为什么呢?他身上涂漆,吞食木炭,对朋友说:“我所做的事极其艰难,是为了让天下的臣子知道,他们不应该有二心。”这难道不是忠诚吗?等到他斩下赵襄子的衣服三次跳跃时,赵襄子责问他为什么不为中行氏而死,却只为智伯而死。豫让回答说:“中行氏把我当作一般人对待,所以我以一般人的态度回报他;智伯把我当作国士对待,所以我以国士的态度回报他。”从这一点来看,豫让还是有些遗憾的。段规侍奉韩康,任章侍奉魏献,他们没有听说是以国士的待遇对待他们的;但段规和任章却极力劝说他们的主人听从智伯的要求,给予土地以助长智伯的野心,从而加速了智伯的灭亡。郄疵侍奉智伯,也没有听说是以国士的待遇对待他的;但他能洞察韩、魏的情况并劝谏智伯。尽管智伯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最终导致灭亡,但郄疵的智慧和忠诚的建议已经让他问心无愧了。豫让既然自称智伯以国士的待遇对待他,国士就是国家的栋梁。当智伯不断索要土地且荒淫无度的时候,作为国士的豫让应该站出来,诚恳地劝诫智伯:“诸侯和大夫各自守护自己的领地,不应互相侵犯,这是古代的制度。现在无缘无故向他人索取土地,别人不给,我们的愤怒之心就会产生;给了,我们的骄傲之心就会滋生。愤怒必然导致争斗,争斗必然导致失败;骄傲必然导致傲慢,傲慢必然导致灭亡。”他应该反复劝说,直到智伯改变为止。如果智伯顽固不化,那么豫让可以以死明志。这样,即使智伯顽固不化,也会被他的真诚所感动,或许能够重新醒悟,联合韩、魏,解除赵国的包围,保全智伯家族,维持祭祀。如果这样,豫让虽死犹生,岂不比斩衣而死更有意义?但豫让在这个时候,一句劝谏的话都没有,对智伯的危险视若无睹,就像越国人看待秦国人的胖瘦一样漠不关心。他袖手旁观,坐等成败,这样的国士之报,难道就是这样吗?智伯死后,他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,甘愿加入刺客的行列。这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?以国士的标准来看,豫让确实不够格;那些早晨还与君主为敌,晚上就成了君主的臣子,厚颜无耻地得意的人,更是让豫让感到羞愧。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