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贾谊论》

苏轼 宋代
非才之难,所以自用者实难。
惜乎!
贾生,王者之佐,而不能自用其才也。
夫君子之所取者远,则必有所待;
所就者大,则必有所忍。
古之贤人,皆负可致之才,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,未必皆其时君之罪,或者其自取也。
愚观贾生之论,如其所言,虽三代何以远过?
得君如汉文,犹且以不用死。
然则是天下无尧、舜,终不可有所为耶?
仲尼圣人,历试于天下,苟非大无道之国,皆欲勉强扶持,庶几一日得行其道。
将之荆,先之以冉有,申之以子夏。
君子之欲得其君,如此其勤也。
孟子去齐,三宿而后出昼,犹曰:“王其庶几召我。
”君子之不忍弃其君,如此其厚也。
公孙丑问曰:“夫子何为不豫?
”孟子曰:“方今天下,舍我其谁哉?
而吾何为不豫?
”君子之爱其身,如此其至也。
夫如此而不用,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,而可以无憾矣。
若贾生者,非汉文之不能用生,生之不能用汉文也。
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,灌婴连兵数十万,以决刘、吕之雌雄,又皆高帝之旧将,此其君臣相得之分,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?
贾生,洛阳之少年。
欲使其一朝之间,尽弃其旧而谋其新,亦已难矣。
为贾生者,上得其君,下得其大臣,如绛、灌之属,优游浸渍而深交之,使天子不疑,大臣不忌,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,不过十年,可以得志。
安有立谈之间,而遽为人“痛哭”哉!
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,纡郁愤闷,趯然有远举之志。
其后以自伤哭泣,至于夭绝。
是亦不善处穷者也。
夫谋之一不见用,则安知终不复用也?
不知默默以待其变,而自残至此。
呜呼!
贾生志大而量小,才有余而识不足也。
古之人,有高世之才,必有遗俗之累。
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,则不能全其用。
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,一朝尽斥去其旧臣,而与之谋。
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,其以此哉!
愚深悲生之志,故备论之。
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,则知其有狷介之操,一不见用,则忧伤病沮,不能复振。
而为贾生者,亦谨其所发哉!

翻译

并非才华难得,真正难的是如何恰当地运用自己的才华。真是令人惋惜啊!贾谊身为帝王的辅佐之才,却未能善用自己的才能。君子追求的目标深远,就必须有所等待;成就的大业宏大,就必须有所忍耐。古代的贤人,都怀揣足以建功立业的才能,但最终未能实现其万分之一者,并非全都是时运不济或君主之过,有时也是他们自身的原因。我看贾谊的言论,按他所说,即使是夏商周三代又有何超越之处呢?即便遇到像汉文帝这样的明君,他仍然因不得重用而抱憾离世。那么,是不是没有尧、舜那样的圣君,就永远无法有所作为呢?孔子身为圣人,曾在各国尝试推行他的主张,只要不是极度无道的国家,他都希望能尽力扶助,期盼有一天能实现自己的理想。他前往楚国之前,先派冉有打前站,再派子夏进一步沟通。君子想要得到明君的赏识,是如此地不辞辛劳。孟子离开齐国,走了三天才到昼这个地方,仍说:“也许齐王会改变主意召我回去。”君子对君主的忠诚和不舍,是如此深厚。公孙丑问孟子为何不高兴,孟子回答:“如今这世上,除了我还有谁能担当大任?我为何不忧虑?”君子珍视自身使命,达到了如此极致的程度。即便如此仍不受重用,方能明白这世上确实难以有所作为,也就无怨无悔了。像贾谊这样的人,问题并非在于汉文帝不能用他,而是他自己无法适应并用好汉文帝。当年绛侯周勃亲手将皇帝印玺交给文帝,灌婴率几十万大军决定刘吕两家的胜负,他们都是高帝的老部下,这样的君臣关系,岂止是血缘亲情所能比拟的?贾谊只是洛阳的一位年轻人,想让他短时间内就让朝廷完全抛弃旧制,推行新政,实属困难。如果贾谊能上得君心,下得大臣之心,如绛侯、灌婴这样的重臣,通过长期交往、深入交流,消除君臣间的猜疑,那么不出十年,他就能实现政治理想。哪能在片刻之间,就为自己遭遇的困境“痛哭”呢?看他经过湘江时作赋凭吊屈原,满腹愁绪,显然有远走高飞的念头。后来他竟因过度悲伤哭泣,导致早逝。这也是他不懂得如何在逆境中自处。一次献策未被采纳,怎知今后就没有机会呢?他不懂得静待时机变化,反而自我摧残至此。唉!贾谊志向远大但气量狭小,才智有余但见识不足。古人中,有超凡脱俗之才者,往往也有不合时宜的困扰。因此,若非明智通达、不受迷惑的君主,便不能充分发挥其才能。自古以来,人们称赞苻坚在草野之中发现了王猛,一天之内罢黜所有旧臣,与王猛共谋大事。苻坚仅凭一介布衣便占据了半个天下,原因就在于此!我对贾谊的遭遇深感悲痛,故而详加论述。同时也警示君主,遇到如贾谊这般刚直孤傲的臣子,应知道他们一旦不被重用,便会忧郁沮丧,难以振作。而作为贾谊这样的人,也应当谨慎对待自己的言行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