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

苏轼 宋代
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际,何其爱民之深,忧民之切,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。
有一善,从而赏之,又从而咏歌嗟叹之,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。
有一不善,从而罚之,又从而哀矜惩创之,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。
故其吁俞之声,欢忻惨戚,见于虞、夏、商、周之书。
成、康既没,穆王立,而周道始衰,然犹命其臣吕侯,而告之以祥刑。
其言忧而不伤,威而不怒,慈爱而能断,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,故孔子犹有取焉。
《传》曰:“赏疑从与,所以广恩也;
罚疑从去,所以慎刑也。
当尧之时,皋陶为士。
将杀人,皋陶曰“杀之”三,尧曰“宥之”三。
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,而乐尧用刑之宽。
四岳曰“鲧可用”,尧曰“不可,鲧方命圮族”,既而曰“试之”。
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,而从四岳之用鲧也?
然则圣人之意,盖亦可见矣。
《书》曰:“罪疑惟轻,功疑惟重。
与其杀不辜,宁失不经。
”呜呼,尽之矣。
可以赏,可以无赏,赏之过乎仁;
可以罚,可以无罚,罚之过乎义。
过乎仁,不失为君子;
过乎义,则流而入于忍人。
故仁可过也,义不可过也。
古者赏不以爵禄,刑不以刀锯。
赏之以爵禄,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,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。
刑之以刀锯,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,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。
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,而爵禄不足以劝也;
知天下之恶不胜刑,而刀锯不足以裁也。
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,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,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。
故曰:忠厚之至也。
《诗》曰:“君子如祉,乱庶遄已。
君子如怒,乱庶遄沮。
”夫君子之已乱,岂有异术哉?
时其喜怒,而无失乎仁而已矣。
《春秋》之义,立法贵严,而责人贵宽。
因其褒贬之义,以制赏罚,亦忠厚之至也。

翻译

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、康的时代,他们对百姓的关爱是多么深切,对民生的忧虑是多么急切,而他们对待天下人的方式充满了君子长者的风范。如果有人做了善事,不仅给予奖赏,还会歌颂赞美,以此表达对他善行的欣喜,并鼓励他坚持到底。如果有人做了不好的事,则施以惩罚,同时怀着怜悯之心予以警戒,让他能弃恶从善,开启新的生活。因此,无论是欢欣还是悲戚的声音,都能在《虞书》《夏书》《商书》《周书》中找到记载。成王和康王去世后,穆王继位,周朝的治国之道开始衰落,但他依然任命大臣吕侯,教导他施行宽厚仁慈的刑罚。这些话语充满忧患却不失温和,威严而不显愤怒,既慈爱又能果断,流露出哀怜无辜者的情感,所以孔子也对此有所肯定。
古书上说:“奖赏有疑虑时,宁可给予奖赏,这是为了推广恩德;惩罚有疑虑时,宁可免除惩罚,这是为了谨慎用刑。”在尧的时代,皋陶担任司法官。有一次要处决一个人,皋陶三次说“杀掉”,尧却三次说“赦免”。于是,天下人都敬畏皋陶执法的坚定,同时也乐于见到尧用刑的宽厚。四岳推荐鲧可以重用,尧却说:“不可以,鲧违抗命令,会危害家族。”但后来又说:“试试看吧。”为什么尧没有听从皋陶坚决执法的意见,却采纳了四岳关于任用鲧的建议呢?由此可见圣人的意图。《尚书》中写道:“罪行存疑时从轻处理,功劳存疑时从重嘉奖。与其错杀无辜,宁愿放过不该放的人。”啊,这句话已经道尽了其中的道理!可以奖赏也可以不奖赏的时候,选择奖赏,那是超越仁爱的表现;可以惩罚也可以不惩罚的时候,选择惩罚,可能就偏离了义理。超越仁爱,仍然不失为君子;但偏离义理,就会沦为冷酷无情的人。所以仁爱可以多一些,义理却不能越界。古代的奖赏并不依赖爵位和俸禄,刑罚也不依靠刀锯等工具。因为通过爵位和俸禄来奖赏,这种激励只作用于那些能够获得爵位和俸禄的人,而无法惠及其他人;同样,通过刀锯来执行刑罚,其威慑力仅限于受刑者,而无法影响更广泛的社会。先王深知世间的善行太多,无法一一奖赏,而爵位和俸禄不足以劝勉所有人;也知道世间的恶行太多,无法全部惩罚,而刀锯等刑具也无法彻底裁决。因此,在遇到疑惑时,总是倾向于采取仁慈的做法,用君子长者的态度对待天下人,使人们都愿意追随并回归到君子之道。所以说,这是最忠厚的体现。
《诗经》中说:“君子若喜悦,祸乱将很快平息;君子若发怒,祸乱也将迅速消退。”君子之所以能够平定祸乱,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,只是适时表达喜怒之情,同时始终保持仁爱之心罢了。《春秋》中的原则是,立法必须严格,但责备人则应宽容。根据褒贬的意义制定赏罚规则,也是一种极为忠厚的表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