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箕子碑》

柳宗元 唐代
凡大人之道有三:一曰正蒙难,二曰法授圣,三曰化及民。
殷有仁人曰箕子,实具兹道以立于世,故孔子述六经之旨,尤殷勤焉。
当纣之时,大道悖乱,天威之动不能戒,圣人之言无所用。
进死以并命,诚仁矣,无益吾祀,故不为。
委身以存祀,诚仁矣,与亡吾国,故不忍。
具是二道,有行之者矣。
是用保其明哲,与之俯仰;
晦是谟范,辱于囚奴;
昏而无邪,隤而不息;
故在易曰“箕子之明夷”,正蒙难也。
及天命既改,生人以正,乃出大法,用为圣师。
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;
故在书曰“以箕子归作《洪范》”,法授圣也。
及封朝鲜,推道训俗,惟德无陋,惟人无远,用广殷祀,俾夷为华,化及民也。
率是大道,丛于厥躬,天地变化,我得其正,其大人欤?
呜乎!
当其周时未至,殷祀未殄,比干已死,微子已去,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,武庚念乱以图存,国无其人,谁与兴理?
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。
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,其有志于斯乎?
唐某年,作庙汲郡,岁时致祀,嘉先生独列于易象,作是颂云:蒙难以正,授圣以谟。
宗祀用繁,夷民其苏。
宪宪大人,显晦不渝。
圣人之仁,道合隆污。
明哲在躬,不陋为奴。
冲让居礼,不盈称孤。
高而无危,卑不可逾。
非死非去,有怀故都。
时诎而伸,卒为世模。
易象是列,文王为徒。
大明宣昭,崇祀式孚。
古阙颂辞,继在后儒。

翻译

真正的君子之道有三条:一是能在困境中保持正直,二是将治国的大法传授给圣人,三是能教化百姓。商朝有一位仁人叫箕子,他真正具备了这三条大道,所以能够立足于世间。因此,孔子在阐述六经的主旨时,特别强调了他对箕子的敬意。在商纣王时期,大道被破坏,上天的威严无法阻止暴行,圣人的劝谏也无人采纳。有人选择牺牲自己来证明忠心,确实是仁义之举,但对国家并无实质帮助,所以箕子没有这样做。有人选择屈身保全家族,也是仁义之举,但如果因此导致国家灭亡,他又实在不忍心。他综合了这两种做法,既能保全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,又能随波逐流;既能隐藏自己的治国方略,又能忍受囚奴的屈辱;虽身处黑暗却不失正直,虽地位低微却不懈努力。所以在《易经》中说“箕子的明夷”,正是描述他能在困境中保持正直。等到天命改变,人民需要正确的引导时,他献出了治国的大法,成为圣人的老师。周朝借此建立了伦理纲常和重要制度,所以《尚书》中记载“将箕子带回并撰写《洪范》”,这是描述他将治国之道传授给圣人。后来他被封到朝鲜,推广道德教化,无论地域多么偏远,他都以德服人,使蛮夷之地变为文明之邦,进一步延续了商朝的祭祀传统。遵循这样的大道,他自身就是一位伟大的君子。天地变化莫测,但他始终秉持正道,难道不是真正的君子吗?唉!如果当时周朝尚未兴起,商朝的祭祀还未断绝,比干已经死去,微子也已离去,假使纣王的恶行尚未成熟便自行灭亡,武庚能够反思混乱并谋求生存,然而国家若没有这样的人才,又有谁能振兴治理呢?这确实是人事中的可能性之一。那么,箕子隐忍坚持这些作为,难道不是有着深远的志向吗?唐代某年,在汲郡修建了他的祠庙,每逢节日都会祭祀他,因为他独自被列入《易经》的卦象之中,特作此颂扬:“身处困境而匡扶正义,传授治国方略给圣人。宗庙祭祀频繁,百姓也因此得到教化。光辉灿烂的伟大人物,无论是显赫还是隐匿都不改初心。圣人的仁爱,能适应各种环境。明智通达,即使沦为奴隶也不以为耻。谦逊礼让,从不自满。地位崇高却无危险,地位低下也无法超越。既不死守旧制,也不远离故土。在困厄中等待时机,最终成为世人的楷模。被列入《易经》的卦象,如同文王的追随者。光明正大的精神得以彰显,崇高的祭祀令人信服。古代缺少颂扬他的辞章,留待后世的学者继续传扬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