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太史公自序》

太史公说：“古人有言：从周公去世后五百年，出了个孔子。孔子离世后到今天又过了五百年，是否有人能继承他的志向，阐明《易经》的真谛，继续《春秋》的精神，遵循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乐经》的传统？”这正是我心中所想啊！我这个年轻人哪里敢推辞这样的使命呢！上大夫壶遂问道：“从前孔子为什么编写《春秋》呢？”太史公回答：“我听董先生说过，周朝的道统衰败，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，诸侯嫉妒他，大夫们排挤他。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不会被采纳，道路无法行得通，于是用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作为天下的准则，贬斥天子，斥退诸侯，声讨大夫，以此来彰显王道罢了。孔子曾说：‘与其空谈理论，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深刻明了地展示道理。’《春秋》这部书，上可以阐明夏商周三代的治国之道，下可以分辨人间的伦理纲常，辨明疑惑，明确是非，解决犹豫不决的问题，奖善罚恶，尊崇贤者，鄙视无德之人，使灭亡的国家得以记载，断绝的世系得以延续，补救弊病，复兴废业，是王者治理天下的大法。《易经》揭示天地、阴阳、四季、五行的变化，因此擅长于变化；《礼记》管理人伦关系，因此擅长于行为规范；《尚书》记录先王的事迹，因此擅长于政治原则；《诗经》描绘山川、溪谷、鸟兽、草木以及雌雄交配，因此擅长于表达情感；《乐经》讲述音乐如何建立和谐，因此擅长于调和；《春秋》辨别是非，因此擅长于治理人民。所以，《礼记》用来节制人的行为，《乐经》用来激发和谐，《尚书》用来讲述政事，《诗经》用来传达情意，《易经》用来讲述教化，《春秋》用来阐述正义。纠正乱世，恢复正道，没有比《春秋》更贴近现实的了。《春秋》文字数以万计，其微言大义却有数千条。万事万物的兴衰都体现在《春秋》之中。《春秋》记载了三十六位君主被弑，五十二个国家灭亡，无数诸侯流离失所，保不住社稷江山。探究原因，都是因为他们背离了根本。因此《易经》说‘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’。所以说，臣子弑君，儿子弑父，并非一朝一夕突然发生，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。所以，拥有国家的人不能不了解《春秋》，否则前面有谗言而看不见，后面有叛贼而不知道。做臣子的不能不了解《春秋》，否则守着常规不知变通，遇到变故不知权宜。做君主和父亲的不懂《春秋》的大义，就会蒙受首恶的名声；做臣子和儿子的不懂《春秋》大义，就可能遭受篡夺和弑逆的罪名。其实他们本意都想做好，却因为不懂其中的意义，只好接受空洞的指责，不敢辩解。不通晓礼仪和正义的要旨，会导致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，父不像父，子不像子。君主不像君主则会受到侵犯，臣子不像臣子则会被诛杀，父亲不像父亲则是无道，儿子不像儿子则是不孝。这四种行为，是天下的大过失。如果把这样的大过失加在一个人身上，他会接受但不敢推辞。因此，《春秋》是礼仪正义的根本。礼仪在错误发生之前就加以禁止，法律则在错误发生之后实施惩罚；法律的作用容易看到，而礼仪所禁止的却难以知晓。”壶遂说：“孔子时代，上无明君任用他，所以他编写《春秋》，留下空文来判定礼仪法则，相当于一个帝王的法则。现在您上有圣明天子，下能履行职责，万事具备，各按其位，您的论述想要说明什么呢？”太史公说：“嗯，不对，不是这样。我听先人说过：伏羲纯朴厚道，创作了八卦。尧舜的盛世，《尚书》有所记载，礼乐随之兴起。汤武的盛德，诗人们歌颂传唱。《春秋》选取善举批评恶行，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美德，褒扬周室，不仅仅是为了讽刺批判而已。汉朝兴起以来，直到如今的圣明天子，获得了吉祥的征兆，举行封禅大典，改正历法，改变服色，承受上天的使命，恩泽遍及无边，连海外偏远的地方，都有重译之人前来朝见，多得数不胜数。臣子百姓都在歌颂皇帝的圣德，还不能完全表达出他的恩泽。况且有才能的人得不到任用，是当政者的耻辱；君主英明圣德而不为世人所知，是官吏的过错。我曾经掌管史官之职，如果不记载明圣之德，不叙述功臣世家和贤大夫的事迹，就违背了先人的教导，这是最大的罪过。我所说的整理旧事，不过是整理并有序传承历史，而不是创作，你把它比作《春秋》，是误解了。”于是开始编排文章。到了第七年，太史公遭遇李陵之祸，被囚禁。他感叹道：“这是我自己的错啊！是我自己的错啊！我的身体毁了，才华也无法施展了！”后来他深思道：“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中隐晦的言辞，都是为了抒发作者心中的志愿。从前西伯姬昌被囚羑里，演绎了《周易》；孔子困厄于陈蔡之间，编写了《春秋》；屈原被放逐，写下了《离骚》；左丘明失明，才有了《国语》；孙膑受刑，却著述兵法；吕不韦迁徙蜀地，留下了《吕氏春秋》；韩非囚禁秦国，写成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；《诗经》三百篇，大抵都是圣贤在困苦中抒发愤懑之作。这些人内心都有郁结的情感，无法实现理想，所以追述往事，寄望于未来。”于是他最终完成了从陶唐氏到麟止这段历史的叙述，自黄帝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