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庠

宋庠拜参知政事不久，曾与宋仁宗谈起唐朝“入”(即皇帝单日在紫宸殿受朝的)礼仪，退而上书，洋洋上万言，将唐宋入阉礼仪做了详细比较，对现时废除了在正殿之上设立仪仗队的做法深表遗憾。

象这种不关痛痒的琐事宋庠谈论起来不厌其烦，而对于关乎国体和边防安危的大事，宋庠处理得却不尽合时宜。

康定元年(1040)正月初一，发生了日食。日食本是一种很正常的自然现象，但在古代却被视为上天对统治者以示儆诫的不祥之兆。在这新年伊始之际发生日食，更要被看成是很可怕的事。知谏院富弼请求宋仁宗罢宴撤乐，以应天变。而宋庠则认为大可不必。他这样倒不是出于唯物主义的观点，而是认为天下太平，不必庸人自扰，在大年初一搞得惶惶戚戚的。宋仁宗同意宋庠的看法。富弼说：“万一契丹因天变做了相应的举动，而我朝安然漠视，岂不会被人取笑?”辽朝来使果然说辽朝罢宴撤乐，宋仁宗闻知十分后悔。

不久，西夏元昊发大兵侵袭宋边，宋军在延州(今延安)之三川口大败，关陕震动，朝议哗然。宋庠请求在潼关严加防御。面对这样一次大败仗，身为执政大臣的宋庠应当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，从根本上找出失败的原因，以便全面地强化军备，巩固边防。但他所主张的只是在远离前线的潼关进行消极防御，这真是太不识大体了!难怪富弼评论说：“天子守在四夷，现在却只想在潼关设防，难道关西之地要委而弃之吗?”尽管见识不怎么高明，但宋庠仍具有遇事辄分辨是非的风格。当时宰相吕夷简专横揽权，同列大都唯唯诺诺不敢预事，只是奉行成命，在纸尾署名而已。唯独宋庠多次与吕夷简进行争执，分别是非，吕夷简不悦。又见宋仁宗厚待宋庠，吕夷简更是心怀忌惮，便处心积虑地倾陷宋庠。

庆历元年(1041)初，元昊遣使写信给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范仲淹，言辞十分傲慢，其书共有26张纸。范仲淹觉着大部分内容是丑诋朝廷、谩骂皇帝的，不便直接奏报上去，便摘录出其主要内容，加以润色修改，录成副本奏达朝廷，其原本中语言恶毒的20张纸全部焚掉，并复信谴责元昊。吕夷简素来对范仲淹没有好感，接到奏稿，故意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岂有守边重臣与叛贼通信的?”又说：“奏本上这样写，还不知原信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呢?”宋庠听了觉着有理，又认为范仲淹此事肯定会罪责难逃，却不知吕夷简是在故意激他，设下圈套诱他上钩。

第二天，宰执大臣上朝，谈起范仲淹的事，宋庠不加思索，冒冒失失地说：“范仲淹不忠，可斩也!”枢密副使杜衍说：“范仲淹的本意也是忠于朝廷的，欲招纳西羌叛贼罢了，何可深罪!”知谏院孙沔也上疏为范仲淹辩护。宋仁宗沉吟良久，说：“范仲淹恐怕也不致于与叛贼勾结。”朝上众臣都替范仲淹说好话，宋仁宗也不相信范仲淹会叛国，宋庠顿时陷于孤立，满以为吕夷简向来讨厌范仲淹，昨天又是那样说的，现在会站出来帮助自己。岂料吕夷简慢吞吞地说：“擅自复信当然是个过失，但若说范仲淹对陛下有二心，怕不可能吧。只须对他略示惩诫就可以了。”这样一来，宋庠反而成了嫉贤妒能、无中生有诽谤忠臣的小人!他仓惶失措，讷讷半晌说不出话来。于是论者哗然，都责备宋庠太过份了。

吕夷简乘机把平素与宋庠关系密切的龙图阁直学士权三司使叶清臣、权知开封府天章阁待制吴遵路、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郑戬和宋庠四人指为“朋党”。把叶清臣贬知江宁府(今南京市)、吴遵路贬知宣州(今安徽宣城)、郑戬贬知杭州，宋庠则贬知扬州。

宋庠被吕夷简略施小计所卖，又担着诽谤忠臣的坏名声被贬，心里窝囊极了。到扬州后，他赠给故友梅尧臣一对白鹅。梅尧臣回赠诗说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