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宗棠

左宗棠确定： 由刘锦棠和金顺两部六十四营、三万多人马担负作战任务; 刘锦棠到济木萨与金顺会师后，首先攻占古牧地，撤乌鲁木齐屏障，“成捣穴犁巢之举”; 再攻占乌鲁木齐满、汉各城，如果阿古柏从南路率军来援，“当有数大恶战”，刘、金两部应合力猛打数仗，歼灭阿军援兵，为下兵南路大张声威; 此后分兵两路： 金顺率部西攻昌吉、呼图壁和玛纳斯南北二城，刘锦棠率部在乌鲁木齐地区清剿残匪，准备对付阿军可能的反扑。战役发起的时机，左宗棠和刘锦棠反复商酌，最后定在秋初，因为届时 “新谷遍野，有粮可因”。

1876年8月上旬，北疆战役打响。在刘锦棠的机动指挥下，迅速攻取了古牧地和乌鲁木齐，金顺部西攻时，不战而下昌吉、呼图壁和玛纳斯北城，历时仅十多天。白彦虎、马人得率残部南逃。阿军五千骑兵来援，刚到达坂城，闻败而止。这些进展，比左宗棠预计的顺利得多。

左宗棠闻讯，高兴异常，立即着手部署天山战役，准备分兵攻取天山地区的达坂城、吐鲁番和托克逊，打开进军南疆的门户。计划一上奏，清政府也很满意，谕令他赶紧和刘锦棠 “约定师期”。不料，金顺 “攻坚无善策”，玛纳斯南城久攻不克，直到刘锦棠派去十一营老湘军增援，到11月6日才攻克。这时大雪已经封山，无法南进了。

清军攻占乌鲁木齐后，阿古柏非常恐慌，一面请英国主子出面调解，企图通过外交途径制止清军南进; 一面赶赴托克逊部署防御，企图以吐鲁番、达坂城、托克逊三城互为犄角，坚固设防，阻止清军南进。后见清军没有动静，又重新部署： 以南逃的白彦虎、马人得残部配合艾克木汗步骑八千五百、民团一万防守吐鲁番; 以其大总管爱伊德尔呼里率步骑四千四百防守达坂城，并于东西天山隘口之间筑成一座新城; 令其次子海古拉率步骑六千防守托克逊，总兵力约有三万多人，其中作战主力两万余人，并配备了大量的后膛枪、炮。阿古柏自己则退居喀喇沙尔(今焉耆)，作遥控指挥。

为了保护阿古柏这条走狗，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代表阿古柏“乞降”为词，发动外交攻势，要求清政府停止进军，准许阿古柏为 “属国”，“免去朝贡”。清政府转询左宗棠，左宗棠断然拒绝，指出英国的阴谋是让阿古柏长期侵占我南疆地区。同时，左宗棠函告刘锦棠，大军南进时，如果阿古柏派代表真意求降，可押解肃州大营，如果意图缓兵，即将来使遣回。

左宗棠认为，天山战役不同于北疆战役，清军将同阿古柏的主力交战，需要认真对付。为此，他计划： 集中刘锦棠、张曜、徐占彪三支部队作战。同时给刘锦棠增调了骑兵、炮队各三营，给张曜增调了骑兵、炮队各一营(共计十六营)，给徐占彪增调了骑兵一营(共计六营)，合计三部兵力为五十三营、两万多人。依据敌情和刘、张、徐三军的分布，兵分三路，同时进击： 以刘锦棠为北路，从乌鲁木齐出发，由北而南，攻打达坂城，如果得手快，则分兵配合张、徐两军夹攻吐鲁番; 以张曜为东路，从哈密出发，由东而西，以徐占彪为东北路，从巴里坤出发，由东北而西南，出木垒河，越天山南下，与张曜在盐池会师后，合兵西攻吐鲁番，如果进展快，则西进配合刘锦棠夹攻达坂城;两城攻克后，三军合攻托克逊。战役发起的时机定于来年春融，具体师期，由刘锦棠与张曜、徐占彪约定，分期出发，定期攻敌。

玛纳斯一战，再次证明金顺 “粥粥无能”，难以独挡一面，恰逢清政府任命金顺为伊犁将军，左宗棠便将金部三十九营裁并为二十营，担负玛纳斯以西到精河一带的防务; 奏调驻包头的金运昌部十营皖军西行，接刘锦棠之防，驻守乌鲁木齐地区; 调徐万福三营、范铭一营接徐占彪之防，驻守巴里坤、古城地区，哈密防务则由刘风清部两营豫军和原哈密四营防军负责。

为了保证粮食供应，左宗棠令古城粮局采运九百万斤粮食到乌鲁木齐，加上清军在乌鲁木齐地区收割和采购的秋粮，为刘锦棠一军备足了四个月口粮。并令巴里坤粮局就地采购两百万斤粮食，加上从口北运来之粮，合成六百万斤，供徐军与接防之军食用; 又令肃州粮局、采运六百万斤新粮到哈密，满足张军之需。同时还赶运了一批军装、被服和新买的后膛枪、炮到达前敌。

南进之前，左宗棠向各部反复叮嘱： “大军规复旧疆，是吊伐之师，与寻常讨贼有异”①，必须严禁杀掠奸淫，严禁骚扰百姓，要宽待阿军俘虏，争取南疆人民的支持和配合。

按照左宗棠的部署，天山战役从1877年4月中旬开始，前后不到半个月就胜利地结束了。刘锦棠一路攻打达坂城，仅用了四天就全歼守敌，无一漏网，还生擒了爱伊德尔呼里，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。接着，刘锦棠分兵一部，与张、徐两军同日抵达吐鲁番城下。这时，艾克木汗、白彦虎已经南逃，马人得稍作抵抗后，率部投降。刘锦棠自率一部直捣托克逊，海古拉接战不利，慌忙烧毁存粮和火药，仓皇逃往喀喇沙尔。总计这一战役歼敌两万余人，救出百姓两万余人。刘锦棠对俘虏全部宽大释放，对百姓作了妥当的安置。爱伊德尔呼里主动写了劝降信给阿古柏。左宗棠的战役计划顺利地实现了。至此，南疆八城，门户洞开。

天山战役结束后，被左宗棠誉为 “深明缓进急战之义”的刘锦棠，建议 “暂作小停顿”。左宗棠认为，只作小停顿，粮运准备还来不及。从吐鲁番到库尔勒一千多里，沿途产粮极少，必须采运足够的粮食才能进军。吐鲁番本是产粮区，可是，存粮已被敌毁，当时青黄不接，新粮还要三个月才能收获。哈密、巴里坤、古城和乌鲁木齐各粮局所储存粮，短时间内运不出来。需要派人到吐鲁番和托克逊设粮局，采运粮草，还需要调运足够的银两随军前进，以备在库车以南随地买粮之用。因此，左宗棠决定，部队暂缓进军，待暑天过去和 “秋粮采运足供”之时，再举进兵。

清军的缓进，客观上促进了阿古柏营垒的分化瓦解。当天山战役打响之际，阿古柏从喀喇沙尔退到了库尔勒。库尔勒是维语“观望”的意思。阿古柏在 “观望”城中，观望到他的主力溃不成军，观望到被释放的俘虏为清军义务宣传，观望到他的部下纷纷投奔清军，观望到他的大总管给他的劝降信。1877年5月29日，阿古柏再也观望不下去了，他歇斯底里大发作，在残酷殴打他的部属时，突然中风，不治而死。树倒猢狲散，阿古柏的死亡，引起了一场内乱的爆发。海古拉携其父尸逃向喀什噶尔(今新疆喀什)途中，被其长兄伯克胡里所杀。艾克木汗在库尔勒自称为汗，进据阿克苏后被伯克胡里打败，逃奔沙俄。原来投降阿古柏的尼牙斯在和阗起兵，进围叶尔羌以策应清军，原叛国投敌的喀什噶尔汉城守备何步云，乘机反正，率军占据喀什噶尔汉城。这时，白彦虎独成一股，偷息于开都河西岸，随时准备逃窜。敌方的分崩离析，给清军继续进兵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。

左宗棠预计，阿古柏死后，当面之敌，以伯克胡里和白彦虎两股为大，伯克胡里长于坚守，白彦虎长于流窜。一旦清军进攻，白彦虎必然迅速逃窜，其窜路有三： 一是西窜库车、阿克苏，正为清军追剿之途，不必别为布置; 二是经罗布泊、吐鲁番边界，东窜敦煌，逃入青海。这一路山泽盘旋，荒僻少粮，可能性不大，三是由西转北，经伊犁边界，回窜昌吉、玛纳斯一带，这一路地势平衍，道路纷歧，威胁最大，必须预先设防。为此，左宗棠令金顺和金运昌两军，“远发侦探，加意预防”，随时准备截击白彦虎的回窜。

南疆八城，以喀喇沙尔、库车、阿克苏、乌什为东四城，夹在天山山脉和塔里木盆地之间，东西一线，延绵三千余里。以喀什噶尔、英吉莎尔(今新疆英吉莎)、叶尔羌、和阗为西四城。由阿克苏向南，经一千五百多里驿路到达叶尔羌，叶尔羌以东七百多里是和阗，往西约三百里是英吉莎尔，再往西二百多里是喀什噶尔。八城中，以阿克苏的地理位置最为重要。

根据这种敌情和地势，左宗棠安排南疆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： 第一个阶段攻占东四城，控制阿克苏; 第二个阶段攻取西四城，收复整个南疆。为了使战役顺利进展，左宗棠组成了三个梯队： 以刘锦棠部三十一营为 “主战”之军，组成一线兵团，首先出发攻敌; 以张曜部十六营为 “且战且防”之军，组成二线兵团，稍后出发，接防已克之城，清剿残敌，防敌回窜; 徐占彪一军在天山战役中曾勒索敌财，破坏军纪，左宗棠觉得徐占彪“不明事理，不受教益”，便将其撤回巴里坤、古城一带驻防。另调易开俊部七营安运军为 “防军”，组成三线兵团，在张曜之后出发，填防阿克苏以东各城。战役发起的具体时间，授权刘锦棠决定。

1877年9月下旬，清军粮运准备完毕，先遣部队控制了托克逊至曲惠一线。刘锦棠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南疆战役。由于白彦虎一触即逃，刘锦棠机动灵活，断然率精锐步骑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一月驰驱三千里，在维族人民的支持和协助下，一举收复了东四城。

在此之际，英国又向清政府交涉，要求清政府准许伯克胡里在西四城 “立国”，作为属国，每年入贡。驻英公使郭嵩焘和李鸿章一唱一和，鼓动清政府批准这一侵略要求。清政府将情况通报左宗棠，左宗棠怒不可遏，立即上奏痛斥了李鸿章之流的卖国主张和英国的无理要求，同时命令刘锦棠一意进军，如遇外国人交涉，请其到肃州大营说话。

1877年12月初，刘锦棠得知尼牙斯和何步云反正的消息之后，不待张曜一军到达阿克苏接防，便分兵三路，于年底收复了西四城。除伯克胡里和白彦虎各率一部、分道投奔沙俄而漏网之外，余敌全部被歼。阿古柏侵略势力终于被消灭了，沦陷十多年的天山南北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胜利捷报传到肃州大营时，左宗棠高兴万分，情不自禁地赞扬说： “大军西征，如飞如翰”，“功成迅速，则实古今罕见之事”。①

所以功成迅速，当然和左宗崇的正确指导分不开。尤其是他制定的先北后南、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，收到了克敌制胜的效果。

先北后南，正确地选择了战略打击方向。从敌情看，阿古柏比沙俄弱，北路白彦虎、马人得等部又比南路阿古柏嫡系弱，先打北路，做到了先拣弱的打。从地理看，清军控制着哈密和巴里坤、古城、济木萨一带，具备先打北路的后方基地，乌鲁木齐是全疆的总要之地，可以制约南路。先打北路，既可以使清军依托后方，稳步进展，又可以割断阿古柏与沙俄的联系，制止沙俄东侵，形成对南路阿军的东、北两面逼攻之势。

缓进急战，正确地解决了新疆特殊条件下作战的基本问题。缓进的实质是粮运问题，新疆缺粮，军粮靠从外地采运。依靠当时的运输条件，要把几千万斤粮食和其它作战物质从几千里、上万里之外运到新疆前线，没有足够的时间不行。部队进军快了，粮运跟不上，仗打久了，粮运更困难，这就是用兵新疆的特殊所在。“缓进急战”四字，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矛盾，真正把粮运放到了战略首位。左宗棠本人对此也极为看重，他曾指出： 收复新疆之战，“决机致胜，全在缓进急战四字。”①这个看法，颇有道理。

此外，左宗棠对历次战役的部署也是正确的。战争期间，他一直坐镇于肃州大营，离作战前线远达数千里之遥。但是，由于他对敌情、我情和新疆的地理都有充分的调查研究，因而，能够通过当时军台、营塘传递文报的通信联络，实施了符合实际的战役指挥。真可谓运筹于帷幄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表现了算胜先于战胜的指挥特点。

1878年，清政府派崇厚出使俄国谈判收复伊犁问题。次年8月，崇厚同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交收伊犁条约》，仅收回了伊犁一座孤城。左宗棠坚决反对这一卖国条约，坚决主张“先之以议论，决之以战阵”。在一场著名的 “和、战之争”中，他成为主战派的旗帜。1880年4月，左宗棠作出了三路出兵、收复伊犁的战役部署。5月底，他以六十九岁高龄，出玉门关，移大营于哈密，决心与沙俄决一死战。在左宗棠的积极奋战之下，色厉内荏的沙俄被迫将已吞并的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归还我国。

此后，左宗棠为国计民生，特别是为抗击法国侵略，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。1885年8月，他病逝于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住所。